据达达搜了解到，关于清华教授称躺平态度极不负责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内卷”这个词在这两年频频被大家所应用，而提到内卷很多朋友不可避免的感受到了焦虑，还有部分年轻人则表示面对内卷的时候躺平就好。对此清华教授称躺平态度极不负责！那么年轻人为何会有内卷情绪呢？下面就跟达达搜小编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清华教授称躺平态度极不负责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现在人们纷纷谈“内卷”，正说明了社会是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机会的，否则社会阶层固化，怎么努力都是白费力气，而这种情况下社会就可能面临大动荡与大退步。因为如果没有竞争，抑或如果竞争没有区分度，优势家庭的子女将凭借已有的优势，轻松碾压弱势家庭的子女，那将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如果进入名牌大学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前程似锦，轻松获得“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那么广大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家庭原因输在教育起跑线上的学生就再没有“逆袭”的机会，这样的情况只会更糟。因此，家庭背景不那么好的大学生就不要再吐槽“内卷”了。如果没有学习成绩这个硬指标的竞争，那么优势家庭的子女可以轻易通过各种所谓的“素质”占据大部分资源。

鼓励竞争有很多收益，包括促进流动、减缓分层等，然而其成本就包括整个社会不得不“内卷”。教育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理论是描述教育的信号功能与筛选功能。这个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是为了将高能力的人和低能力的人区分出来，从而在就业市场进行匹配。

如果教育的这个筛选功能消失，社会的运转将出现各种失灵。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迈克·斯宾塞由于其在创建该理论上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只要教育具有筛选功能，过度教育就是一种必然，因为高能力的人为了将自己和低能力的人区分出来，必须要获得比低能力人更高的学历，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有效的教育信号，从而向劳动力市场表明自己是具有更高能力的人。所以，根据这样的逻辑，教育的竞争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而“内卷”是社会从中获得收益的同时不得不支付的成本。

总之，千万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采取“躺平”的态度。“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毕竟高校的运行经费中，学费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比例来自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的来源就是税收。

年轻人为何会有内卷情绪？

“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其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中提出。吉尔茨发现，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会不断增加水稻种植的劳动投入，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进行不计效率的生产，劳动趋于内卷，从而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

但是，经济学视角的内卷未能解释内卷化背后的文化驱动力。事实上，在当下语境中，内卷指向的是更为深刻的伦理意义的维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观察到，现代经济无法雇佣毫无纪律、“随心所欲”的劳动者。他们一旦脱离监督，就会想法设法偷懒，希望以最悠闲最不费力的方式赚取同样的薪水。换言之，现代社会需要“劳动力”做到的，绝不是简单的劳务付出，还需要拥有敏锐的专注力，需要“对工作负有义务”的职业精神，需要冷静的、克己自制的工作伦理。只有这种理性的坚毅性格，才能担负紧迫密集的工作强度。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中国人特殊的家庭伦理和劳动伦理之上。几代人“为了下一代”“过好日子”“出人头地”，节衣缩食、勤奋工作、努力储蓄、任劳任怨，一切辛劳因为可以改变命运，因此都有了“奔头”。这种意义上的充实感，足以克服韦伯笔下“无心的享乐人”形象。

改革时代的劳动伦理不只是儒家传统的简单延伸，更来自于市场社会释放的上升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心态的突然流行，并不是“凡人版军备竞赛”升级，也并非“不断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环”，因为这些恰恰构成改革时期财富增长的奥秘。年轻人内卷情绪的滋长，部分是源于他们对奋斗的方向和自身未来感到迷茫。随着竞争门槛日渐抬高，人们付出的越来越多，却未必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当工作难以与更高远的人生价值发生关联，劳动也就陷入了自我空转的状态。

这种迷茫感，既可以表现为吐槽和抱怨，也呈现为郁闷与不满；既可以伪装成“码农”“社畜”和“打工人”的自嘲，也可以现形为“做一天耍三天”的三和大神。随着内卷感受越来越强，“鸡娃”（即望子成龙的父母给孩子打鸡血，不停让孩子拼搏）、岗位要求水涨船高等现象愈演愈烈，年轻人的消费观、婚恋观和就业观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当大学生为了考试绩点激烈竞争，职场人士被打卡计时、996工作制、KPI考核等统计数据所约束，尽管更多的社交、消费与娱乐可以不断填补时间，但人们对人生意义和未来方向却显得越来越不确定。它表现为一方面对自身现状不满意，但同时又缺乏追求理想的动力；人们虽然在满负荷工作，但丝毫不影响事实存在的偷懒、糊弄和开小差。

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健康向上的工作伦理的锻造，个体的劳作奋斗也需要精神世界的安顿。日益增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或许会让人感到压力，但人们的精神心态却不应就此内卷。唯有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做好社会兜底保障工作，更加重视人们对于意义感和公正感的追求，才能让他们避免受到内卷的困惑，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状态面向未来。

“好内卷”与“坏内卷”

“内卷”这个词大行其道，缘于一种焦虑：

蛋糕迅速变大时，大家都扑向增量，即使行动迟缓也有可能获得很大一块。过去几十年，我们目睹父辈普遍过得比祖辈好，理所当然认为自己这一代赚钱应该比父辈更轻松，并认为一代比一代富是自然规律，甚至有人喊出“三十岁退休”。

如今这种乐观正在被忧虑蚕食——增量眼见不多了，存量那么多人抢。杭州街道办的几个职位，一堆“985”博士、硕士抢。抢到以后怎么样？有了稳定工作，结婚生子。孩子长大读“985”，博士毕业后再去抢街道办的职位……

“内卷”这个词引起那么多共鸣，就是担忧“GDP上天、生活品质落地”。

我们通常将发展分为“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前者大概率伴随所谓的内卷，后者常被认为粗放、摊大饼、发展质量低、不可持续。“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中国文化推崇内涵式发展。

如果公司主要靠外延式发展，说明它不成熟；尚且处于外延式发展的个人，要么是学生，要么是职场新人，要么刚换跑道或者另起炉灶。在外界输入的物质、能量、信息趋于枯竭的情况下，先内卷再找出路才是理性的。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内卷不可避免，唯有区别“好内卷”与“坏内卷”，发扬好的、摒弃坏的。

1）好内卷要发扬

农业文明是摊大饼，只要地盘能不断扩大，就可以避免内卷。

工商文明以内卷为目标，人力、技术、资本向中心城市聚集，纽约、巴黎、伦敦、东京、首尔……这些巨型城市经商、生存成本高，空气质量差，拥挤、喧嚣，凭什么令人 趋之若鹜？

周其仁教授总结了四点：需求聚集导致分工深化；人口集聚降低信息成本，节约基础设施投资；知识生产依赖多样化人才集聚；集聚还降低高度分工与技术进步带来的风险。

按周教授的意思，现在内卷得还不够。他说：城市不能比赛“摊大”，要先建设好一块地方再扩展，先把一个杯子装满再溢出。

前几年高喊“逃离北上广”的那些人，不知有多少已经或正打算回到北上广，重新加入“内卷”。

“好内卷”大致有三类，标签分别为：天、地、人——对自然资源极致利用；对精益求精极致追求；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

2）摆脱坏内卷靠外力

与“好内卷”相反，“坏内卷”不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能提高产品/服务品质、不能让人类自身更加完善，是形式主义无用功，往往令人隐入“囚徒困境”。

商业竞争中，疯狂的广告战、价格战、补贴战，人人都打的结果等于白打。

职场竞争中，特别是学术圈，出现比学历、比发表论文数的过度竞争、无序竞争。

以上种种“坏内卷”，需要外力才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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