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侠客岛是人民日报的。4月6日深夜，中共上海市委向全市党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广大党员“亮身份、见行动”，全力投身到这场严肃的抗疫斗争中去，冲在抗疫第一线。就在当天，《解放日报》也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群众解难”。

一

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已发动68.6万名在职党员向社区报到，除警察、医务工作者、社工等已在岗工作及不符合相关条件人员外，31.3万名报到的在职党员已分为9155组，编入相关区、街镇和村居工作队伍，广泛参与小区封控、核酸检测、物资保障、垃圾清运、特殊群体关爱等工作。

急难险重的地方，必有党旗飘扬。中国一个突出的制度优势就是有强大的基层党组织，党员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只要发挥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就可以将社会有效组织起来。

上海号召党员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亮身份、见行动，是正确的做法。短时间内数十万党员响应号召去报到，也说明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能够自觉响应疫情防控要求。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到今天，这一命题仍然有效，且不断对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

二

眼下，上海疫情防控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从基层组织健全程度、资源配备供给能力、行政人员素质、城市规划科学性、数字治理水平等层面来说，上海的常规治理能力在国内是领先的。目前疫情防控中出现一些问题，反映出治理的“常规能力”与“应急能力”之间的不同。

奥密克戎病毒特性导致疫情极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如何找到合适的、足以应对危机的治理方法极为重要。

应该说，从2020年至今，中国已经形成了颇为珍贵的防控经验，不妨称之为“全政府-全社会”防控策略：

所谓“全政府”，就是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统合起来，共同面对疫情防控这件大事，疫情防控指挥部是一个仿战争组织形态，理想情况下是扁平化、高效的决策与统筹中心；所谓“全社会”，即在党和政府的组织和动员下，基层组织、群众、志愿者、社会组织等参与进来，实现互联互动，共同防控疫情。

“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机制，要建立在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基础上。疫情防控是人民战争，而人民群众需要组织和动员，这有赖于基层组织，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三

“战时状态”不比平时，对组织体系的管理协调能力、社会资源的分配运用能力、各种细节的把控保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防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折射出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不力、基层组织自治能力有限、未能有效组织动员群众，亟需认真反思，切实改进。

首先是基层机构的定位和保障。居委会的法定地位，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多年来，一些居委会的日常工作是提供政府公共服务，完成上级下达的行政任务，平时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做得少，群众性自治活动少，关键时刻就不容易及时凝聚、如臂使指、顶得上去。

疫情期间海量事务压力下，这一点尤为明显。居委会是政府和群众的链接中枢，需要协调各小区物业、业委会以及居民个体的诉求，有限的工作力量可以应付平时运转，但在紧急状态下往往就会不堪重负；一些社区工作者平时和居民接触不多，疫情期间群众诉求又比较多，因此还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岛叔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有的社区干部甚至连小区的微信群都不敢加入，怕直面居民的批评言论。

疫情防控是一项公共政策实践，基层是政策执行者，但基层工作者也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在一些居民面前并无“地位”优势，需要为其提供强大的政策依据、话语支持以及有力的工作保障。

打赢硬仗，是衡量基层治理效能的最根本标尺。疫情防控期间，一大批基层干部真正从办公室下沉到了一线，直面群众需求和各种症结，在组织和动员群众中得到了锻炼；一些长期治理困难甚至“三不管”的小区，因为疫情防控，建立了党组织和自治小组，建立了楼栋长制度，邻里关系、党群关系更密切更和谐了。这都是好经验，值得借鉴。

在疫情这场大考面前，基层治理工作容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基层组织勇于担当、直面问题，真正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践行群众路线，才能真正组织、动员群众，也才能真正提升疫情防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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