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新冠肺炎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了，其他地方的农民工都陆续开始返岗复工了，而湖北的农民工基本上都还“窝”在家里。

返岗复工，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十分重要和急迫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无法开展“线上办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工作暂停就无钱可挣。疫情强制按下“暂停键”之后，对于都市上班族而言，可能是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则有可能是生存生计面临困境。

农民工受疫情影响大于其他人员，湖北农民工受到的影响又大于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在疫情防控初期，“恐鄂”心理曾四散蔓延；在复工复产阶段，“拒鄂”做法又并非个例。据媒体报道，一些疫情期间不曾回过湖北的湖北籍人员，正面临着社区不让回、企业不敢用的窘境。有些人即使提供了居住证明、健康证明、复工证明、手机漫游记录等个人记录，也无法顺利返程复工。如此情形如果任由发展，当湖北的疫情已经不再告急，一些湖北农民工的生计怕是要告急了。

各地严防疫情输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严防的对象是新冠病毒，而不是湖北同胞。经湖北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评估，截至3月15日24时，湖北省低风险市县增至71个，中风险市县降至4个，高风险市县有1个（武汉市城区）。也就是说，湖北省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属于低风险地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早就有强调，要“帮助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拒鄂”做法，特别是对待湖北低风险市县农民工的一刀切做法，不符合分区分级防控要求，属于典型的过度防控。

当下湖北农民工复工之难，除了难在“拒鄂”的错误做法，还难在复杂的程序设计、低效的信息沟通和阻断的省际交通。一些劳动力流入地对于农民工返岗有一系列的复工手续，如要求填写目的地接收证明、单位用工证明、健康证明、承诺书、在家情况调查表、手机14天行程查询短信截图等。对于湖北农民工而言，且不说这些手续办不办得下来，办理过程对于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农民工，就存在相当的困难。

此外，信息沟通也存在明显不足，拿健康码认证而言，湖北的健康码，其他地区不一定认同。健康码这一新技术，本来是用作破解流通难题的，但你认你的健康码，我认我的健康码，彼此之间如果不能实现互通互认，那新技术不但破解不了难题，还会造成“数据孤岛”，形成新的阻碍。

当前，湖北省之外，其他省份的省际交通基本恢复。公共大交通没有恢复，湖北农民工想要返岗复工，要么自己开车返岗，要么接受“点对点”服务返岗。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私家车，“点对点”服务的数量和运力又极为有限，受限于这些因素，一些湖北农民工即使办好了各种手续，也难以离开家门。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962元，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防疫需要，湖北农民工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牺牲，劳动力输入地区在复工复产的时候，对待湖北农民工，不求优先用工，但求平等对待，千万不要因为毫无道理、毫无必要的“拒鄂”做法而让他们遭受“次生灾害”。浙江省温州市为湖北籍员工专设了2亿元的企业留岗留薪补助，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此举必须点赞，也值得借鉴，“湖北加油”，除了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种行动。

此外，也有必要简化流通手续审批，推行多元化的认证体系。江苏交通防控组确立“有码认码、无码认单”的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很好的示范。过于繁杂的审批表单，该废除的废除，该清减的清减，该合并的合并；各地健康码，有必要实行跨省、跨区域互通互认。湖北各中低风险地区，在逐步开通地区内交通之外，也有必要根据客观情况研究及时、适时开通省际交通。

据调查，湖北省农民工突破1000万人，其中省内务工的达500多万。因此，推动湖北农民工复工返岗，除了要打通“往外送”的渠道，也要创新“内部用”的模式。湖北已经实施分区分级的防疫策略，但湖北的疫情毕竟不同于其他地区，各行各业完全复工复产，也会慢于其他地区。这就意味着，一些在湖北省内就业的农民工，还需要继续等待些时日，才能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湖北各地区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新内部招工用工模式，或动员投身农业解决一批，或鼓励重大项目吸纳一批，或扶持创业带动一批，或开发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就执行时间而言，这些模式落地能提前一日就提前一日；就服务对象而言，这些帮扶政策能多帮一人就多帮一人。

湖北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湖北农民工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之一。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已经遭受了一段又长又冷的煎熬；春天已经到了，希望他们的生产生活能够早日“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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