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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湖北农民工是受疫情影响最大人群之一

全国新冠肺炎新增病例降至个位数了,其他地方的农民工都陆续开始返岗复工了,而湖北的农民工基本上都还“窝”在家里。

返岗复工,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十分重要和急迫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无法开展“线上办公”,干一天活、挣一天钱,工作暂停就无钱可挣。疫情强制按下“暂停键”之后,对于都市上班族而言,可能是生产生活受到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则有可能是生存生计面临困境。

农民工受疫情影响大于其他人员,湖北农民工受到的影响又大于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在疫情防控初期,“恐鄂”心理曾四散蔓延;在复工复产阶段,“拒鄂”做法又并非个例。据媒体报道,一些疫情期间不曾回过湖北的湖北籍人员,正面临着社区不让回、企业不敢用的窘境。有些人即使提供了居住证明、健康证明、复工证明、手机漫游记录等个人记录,也无法顺利返程复工。如此情形如果任由发展,当湖北的疫情已经不再告急,一些湖北农民工的生计怕是要告急了。

各地严防疫情输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严防的对象是新冠病毒,而不是湖北同胞。经湖北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评估,截至3月15日24时,湖北省低风险市县增至71个,中风险市县降至4个,高风险市县有1个(武汉市城区)。也就是说,湖北省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属于低风险地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早就有强调,要“帮助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一些地方和企业的“拒鄂”做法,特别是对待湖北低风险市县农民工的一刀切做法,不符合分区分级防控要求,属于典型的过度防控。

当下湖北农民工复工之难,除了难在“拒鄂”的错误做法,还难在复杂的程序设计、低效的信息沟通和阻断的省际交通。一些劳动力流入地对于农民工返岗有一系列的复工手续,如要求填写目的地接收证明、单位用工证明、健康证明、承诺书、在家情况调查表、手机14天行程查询短信截图等。对于湖北农民工而言,且不说这些手续办不办得下来,办理过程对于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农民工,就存在相当的困难。

此外,信息沟通也存在明显不足,拿健康码认证而言,湖北的健康码,其他地区不一定认同。健康码这一新技术,本来是用作破解流通难题的,但你认你的健康码,我认我的健康码,彼此之间如果不能实现互通互认,那新技术不但破解不了难题,还会造成“数据孤岛”,形成新的阻碍。

当前,湖北省之外,其他省份的省际交通基本恢复。公共大交通没有恢复,湖北农民工想要返岗复工,要么自己开车返岗,要么接受“点对点”服务返岗。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私家车,“点对点”服务的数量和运力又极为有限,受限于这些因素,一些湖北农民工即使办好了各种手续,也难以离开家门。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3962元,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防疫需要,湖北农民工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牺牲,劳动力输入地区在复工复产的时候,对待湖北农民工,不求优先用工,但求平等对待,千万不要因为毫无道理、毫无必要的“拒鄂”做法而让他们遭受“次生灾害”。浙江省温州市为湖北籍员工专设了2亿元的企业留岗留薪补助,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此举必须点赞,也值得借鉴,“湖北加油”,除了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种行动。

此外,也有必要简化流通手续审批,推行多元化的认证体系。江苏交通防控组确立“有码认码、无码认单”的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做了很好的示范。过于繁杂的审批表单,该废除的废除,该清减的清减,该合并的合并;各地健康码,有必要实行跨省、跨区域互通互认。湖北各中低风险地区,在逐步开通地区内交通之外,也有必要根据客观情况研究及时、适时开通省际交通。

据调查,湖北省农民工突破1000万人,其中省内务工的达500多万。因此,推动湖北农民工复工返岗,除了要打通“往外送”的渠道,也要创新“内部用”的模式。湖北已经实施分区分级的防疫策略,但湖北的疫情毕竟不同于其他地区,各行各业完全复工复产,也会慢于其他地区。这就意味着,一些在湖北省内就业的农民工,还需要继续等待些时日,才能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湖北各地区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新内部招工用工模式,或动员投身农业解决一批,或鼓励重大项目吸纳一批,或扶持创业带动一批,或开发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就执行时间而言,这些模式落地能提前一日就提前一日;就服务对象而言,这些帮扶政策能多帮一人就多帮一人。

湖北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湖北农民工是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之一。过去的这个冬天,他们已经遭受了一段又长又冷的煎熬;春天已经到了,希望他们的生产生活能够早日“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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