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达达搜了解到，关于副处长变身外卖小哥累瘫街头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在街头看到过外卖小哥，其实送外卖是一份非常辛苦的职业，但也是很多外卖小哥养家糊口的职业，在北京有一位人社局副处长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外卖小哥的一天，送了12个小时的外卖，结果只挣了41块，这位副处长感叹送外卖的小哥挣钱太不容易了，下面就跟随达达搜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副处长变身外卖小哥累瘫街头，北京一处级干部体验做外卖小哥。

副处长变身外卖小哥累瘫街头

4月27日，北京卫视播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纪录片。在该纪录片中，北京人社局副处长拜师“外卖小哥”，体验送外卖的一天。一小时挣不到三块钱，12小时送单却只赚41块。他累瘫在马路牙子上：“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接单后去商铺窗口取餐，取餐后在过道里快跑。

送餐电动车被夹在机动车之间难以前行。

离送餐时间还有14分钟，但导航显示还有24分钟才能到。

已经迟到20分钟，“（餐）已经凉了。”

一单跑了近一个小时，只挣了6块6，“送晚了要扣60%。”

12小时里，王林完成5单送餐，获得快递费41元。

累瘫的他坐在马路牙子边，王林感叹道：“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很委屈。我今天跑了那么长时间，就挣这么点钱，离我的100块钱的目标差那么多。”，“这个钱太不好挣了，真的太不好挣了。”

之前，他曾疑惑：“为什么平台给小哥派那么多单？”，现在他明白了：“我们小哥要有收益的话，必须要抢那么多单。”比如他的师父，能同时送15单。

网友感叹：“体验生活才有真实感受。”还有不少网友表示：“能走到一线就应该点赞”。

外卖超时有哪些原因

1.商家出餐慢

有些商家的餐，是现炒现做的。做出来可能就二十分钟过去了，给骑手的时间也就不多了。再加上用餐高峰期一个商家同时接到十几单或者更多单，那么多订单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难度可想而知。

2.骑手同时接太多单

骑手的工资收入是一单一单送出来的，同时接几单或者更多单，都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第一个商量出餐慢会导致后面的订单时间缩短。

3.等待顾客取餐的时间长

有些顾客认为外卖到楼下了或到门口，会说等我二三分钟，我下来拿。一个顾客等三分钟，那后面的订单时间就少了三分钟，有了后面订单超时的风险。

以上的原因都可能导致订单超时，骑手会出现骑得快，闯红灯的情况。但小编想说，生命只有一次。超时可以向平台反馈，同时也可以和顾客沟通。大家互相理解，这样才是安全送餐第一要求，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送外卖工作辛苦吗

送外卖工作和送快递类似，比较辛苦，收入在6000~8000元，没有节假日

这两项工作看上去都是送东西，其实实质上有很大不同：

1、工作内容不同：送外卖是强调送的过程，就是将餐食最快速度送到客户手里，一般距离都比较近，物品不会很重，一般是白领收取居多，不涉及收款，相对简单；快递送的件不固定，大小都有，价值不等，面临收件人群广，距离长短都有，有时还涉及收款（到付和代收货款），快递除了送件以外，还涉及收件的过程，就是客户下单后要去客户处取快件，在带回营业点。

2、劳动强度不同：外卖一般比较轻松，而且是有时间段的；快递辛苦，随时收随时送，当然做久了能够摸清规律也还好。

3、工资待遇不同：外卖工资浙江3000-6000，一般是底薪加提成，没有快递高，顺丰快递上万不是传说，收送的越多工资越高。

4、未来发展空间不同：外卖晋升空间有限，顺丰快递员晋升空间较大，大部分管理层都是基层做起的，坚持下来一定有回报。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工人选择送外卖？

从工厂工人到外卖骑手，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背后，既有工人们对提高经济收入的渴望，也有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截然不同的职业路径选择。

收入，是影响就业意愿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在杭州等外卖需求大的城市，骑手平均薪资能达到9121元。

反观传统制造业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检索，很少看到会有企业以七八千元的薪酬去招聘普通工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0494元，绝对薪资不及快递外卖员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智勇认为，去年有“近四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工人”是疫情期间出现的特殊情况。疫情中许多制造业工人处于停工状态，而恰好疫情期间正是快递、外卖行业大幅增长阶段，人们需要通过网络消费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为了获得经济收入，大量制造业工人流向快递外卖行业。

王智勇表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如今新生代的农民工，大多不再愿意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虽然农民工的总量仍在逐年增长，但农民工占整个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则呈现下降趋势。

“新一代农民工大部分从小就随父母生活在城市，相比起农村，他们更熟悉城市的生活。”王智勇说道。此外，由于从小就接触网络，他们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要远远强于父辈。

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兴行业，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使得他们无法走入互联网行业的核心岗位，因而“互联网+”新业态中大量新兴的基础性岗位，成了他们中多数人的职业选择。

美团外卖和饿了么2019年发布的官方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团外卖的400万名骑手中，20-40岁的骑手占比高达83.7％；在饿了么的300万名骑手中，平均年龄31岁，“90后”占比约为47％。

此外，与工厂里定薪不定时、流水线上无自主性的“螺丝钉”工作相比，外卖骑手工作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等优点，获得了更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青睐。

专家：这部分流出劳动力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制造业的发展

王智勇表示，年轻一代不再愿意进工厂，除了收入、个人意愿等方面的影响，也和我国制造业自身的升级换代息息相关。

从2008年开始，我国制造业开启智能化转型，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成为大多数加工工厂的标配，大大削减了工厂对普通劳动力的用工需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提到，根据课题组对国内2000家企业的调研，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制造业普通劳动力岗位的替代率为19.6％。

“制造业的确存在‘用工荒’，但是对普通工人的需求没有那么明显，而是对技工的需求非常急迫，有些工厂甚至开出月薪一万五依然招不到技工”，王智勇表示，尽管目前有一部分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出进入服务业，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制造业本身也在不断提高对劳动力需求的门槛”，未来知识型、技能型的劳动力将成为主流。换言之，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困境在于“技工荒”，即高质量技能人才的匮乏。

全国政协委员、中石化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师张恒珍，此前也曾向央视网记者表达过同样的担忧。作为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比重仅为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重为2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尽管当前企业为技工提供了相对较高的薪资水平，但大部分年轻人依然不会将其作为优先职业选项。张恒珍表示这其中有多重因素的影响，譬如与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相比，技能人才认同感、获得感不强；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尚未根本改变，进门就见“天花板”的未来，让很多年轻技工望而却步等等。

张恒珍认为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应用于生产日益成熟，对技能工人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我国培养高质量技能人才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当务之急就是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建设，做好职业技术教育，供给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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